一、童年及读书时期（1926年4月13日～1942年夏）

   我出生于1926年旧历9月13日寅时。

   父亲时任蒙自县警察局巡长，母亲周氏为家庭妇女，家庭主要成员均住在昆明。我三岁时，母病危，住惠滇医院，不幸病逝,后一年，我祖母亦相继仙游。家庭连遭不幸，父亲和伯父又均官场失意，全家遂由昆明返回老家江川县九溪区中营乡。以后，伯父和父亲出外谋生，家由三叔刘鼎荣操持，同时三叔也在家乡替伪政权做些基层工作。有一次，一个叫刘久长的族人因偷家中的钱，被其父打出家门，他就喝了鸦片。三叔刘鼎荣和族叔刘开贤两人当时正好负责乡里的事，为偷钱之事找刘长久谈话，教育完就把他送了回去。刘久长又从家里跑出来，结果当夜就死在外面。刘长久死后，他父、母均知原委，并未上告。可是由于村里人事矛盾复杂，争斗激烈，我三外公为了夺得村中的权，便指使刘久长之父，到江川县鸣冤叫屈告假状，说刘久长是被我三叔和开贤叔打死的，这样江川县政府就把我三叔逮捕。三叔不服上告，江川县为搞清死因，还对刘久长进行蒸尸检验。这件事闹得全县一片风雨，后由省政府来人审理，三叔终因无辜释放。

   我八岁时，父亲在两度任江川县公安局长之后，又谋得江川县卫生局专员之职。我父亲之所以两度当上公安局长，是因他在蒙自县警察局当巡长时，有一次江川县大土匪蒋士英率兵过境，蒙自县富户及县长知道我父与蒋士英是同乡，叫其去找蒋求情，以厚礼相待为条件，请蒋不要进城。我父出城见蒋，蒋不但未接待，反把其扣押，后因情况有变，蒋未进蒙自，其撤兵时，将我父也同时带走，行至半路，我父不顾生命安危，以毡裹身，从山上仙人掌丛中奋身滚下，才得逃脱回县城。因此，江川县县长保他当了公安局长。后因上面无门路，两任之后即罢官归家。父亲在江川任卫生专员之时，把我由九溪区中营乡接到任所读书。后因三叔人命案影响，我父被迫辞职回家，赴昆另谋生路，把我放在江川和继母一起生活。

   这个我现在连姓氏都已忘记的继母是一个心肠狠毒且不知羞耻的女人，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每天都是凶狠残酷地对待我。大约一年左右，祖父自中营乡经江川到昆明，我坚决要求随祖父共同赴昆。由于家庭毫无温暖，书我是读不进去了，平时只爱听些评书和故事以解烦闷。我十岁时，父与江川那个女人离婚，祖父为了减轻我的压力，拿路费让我自己回江川。我从昆明乘船过滇池，到昆阳转乘汽车到玉溪，在玉溪碰到一蒋姓人家亦回江川，便跟他们一块，自玉溪走了三十里的山路，才回到江川。

   回到江川，我跟三叔、三婶一起生活。1935年，曲靖盖北校场大营房，我父亲当监工员，营房盖好后，父亲又当中尉管理员，兼作生意。不久，三叔就到曲靖和我父亲一块做生意。十二岁时，三婶将我带到曲靖，当时父亲和第二个继母郑氏一起生活。到曲靖后，我利用寒假补习了四年级课程，随后入胜峰小学读五年级，生活从此相对安定一些。一年后，我高小毕业，转而考入曲靖省立中学十五班。

   二、参加国民党军队（1942年夏～1947年12月30日）

   1942年暑假，日寇的铁蹄已踏到云南怒江西岸的大片领土，整个云南抗日气氛空前高涨，于是我弃学从军，到昆明考入宋希廉办的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该团是为反攻滇西日寇培训基层干部的一个战时学校。当年中秋节我到了大理，编入干部训练团二队训练，三个月后训练期满，又被编入干部训练队四队学生队受训，这里所学的都是军事技术、政治理论。队长叫王克刚，云南人。

   干训团毕业生大部分是准备派到已收复的日寇占领区搞地方政权工作。1943年3月29日，我在干训团毕业。由于我醉心于军事，对到地方工作不感兴趣，恰好宋希廉也看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素质不错，想从中培养一些军事人材，于是在近二千名毕业同学中，招考专攻军事的第二期干训团干部教导队的学员，培养第二期干训团的基层干部和集团军的排长，我即报名并考入该队。干部教导队队长叫刘概真，区队长叫胡为。干部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紧张，我在队里画了不少队列训练和学习体操、火器的掛图，这几个月，是奠定我一生军事生涯的关键时刻，给我打下了牢固的军事基础，柏郎林轻机枪盲目分解结合，我只需二十八秒钟就能完成；小教程的主要内容我都能背诵下来。

   8月底，部队来教导队要人，连同我在内的十多个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员提前毕业，被分配到直属团。团长余子术，是我们在干训团受训时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原来是他把我们要出来的。我被分配到机枪一连当见习官，十三天后到二连当排长，这个排大都是一些“老兵油子”，加之旧军队派系复杂，不是正规军校毕业的学生很受歧视，因此我工作压力非常大，于是给父亲写信，请父亲利用和云南地方部队的关系，帮我联系到云南部队。在干训队期间，由宋希廉当介绍人，所有学生共两千多人，集体参加过国民党，那是谁也躲不了的。入国民党后，我连一次小组会也没开过，特别到了云南部队后，连入过国民党的事都忘了。

   三、转入云南部队

   1943年10月底，我离开宋希廉部队，回到曲靖。一个月后，滇军暂编二十三师（师长为以后在海城起义的潘朔端）第一团调到曲靖，团长杨世鄂是父亲的朋友，父亲介绍我到该团团部当了一名附员。第二年，由家里作主，一个姓侯的为媒，把我骗至家中与素不相识的唐书林结婚，结婚当天，我便逃婚离家返回部队，后在我坚决反对下，家庭代我与唐书林解除婚约。六、七月份，我到玉溪师干训班受训，该班是潘师长请几个从步兵学校回来的教官办的，目的在于提高基层干部的军事素质，学期三个月。毕业后，我就留师直属军事队当区队长，兼任轻兵器助教，直到1945年春末，一团由曲靖调至玉溪，我才回团在团军士队当区队长，队长叫彭让。这段时间，是我的基础军事知识提高最快、最好的时期，年纪轻、体力壮、反应快、接受能力强，不但基础战术、技术提高，对带兵、养兵、用兵之道也有所接触，并初读《孙子兵法》。

   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军士队解散，我到一连任排长，接着部队奉命南出越南，接受日本投降。9月上旬，部队自玉溪出发，经通海、峨山、蒙自、屏边，徒步行军向越南进发，因云南地处山区，前往越南的一路上尽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和终年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特别是由屏边向红河挺进那段路，难关重重，至今回忆，犹有余寒。

   先说爬山。在屏边出发那天早晨，我和向导站在山顶上，向导告诉我今天的路要走四十多里，并用手指远处的山峰说有几个白点的地方，就是我们今晚的宿营地马股坡。我估计不用半天就可赶到，那位向导听了连说不好走，得走一天。六点钟左右，部队开始下山。说是下山，不如说是下楼梯，一嶝一嶝的，下到半山时，腿就发抖了，一直到下午三点，我们才到山脚。在山上我们穿的是薄棉衣，还觉得风寒刺骨，到了山脚大深沟里，又变得像在蒸笼里一样，热气腾腾，野巴蕉树遍沟皆是。沟里不能做饭，大家吃点干粮就又开始爬山了。下山九个小时，上山就可想而知了，尤其是驮运重武器和给养的骡马，走平路没问题，这上下山问题可就大了，下山人要拉着马尾，上山人又要推着马屁股，没有人的帮助，牠们是寸步难行。我们每个人的负载都是七、八十斤重，自己爬山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还要帮助骡马上山，所以才爬不远，天就黑了。等到马股坡，已是第二天下午。一进住地，不少士兵转身向屏边方向跪下磕头说：“他妈的，以后我开小差也不往你这条路上跑了。”其次再说蚂蝗。行军要走过很多原始森林，那里的蚂蝗非常多，蚂蝗咬住人后，开始不大一点，根本看不见，可是在人身上吸了一会血，就涨得有人的拇指一般粗大，还挖不下来，只有用手掌突然猛震一下或用烟斗往牠身上一罩，牠才会掉下来。其三是过如同《西游记》中描写的“西沛洞”似的数里低凹古道。古道里全是烂泥浆水，深约一米左右，嗅不可闻，着实把我们熏得够呛。其四是喝水。一过屏边，当地人就一再嘱咐，山沟里的水不能喝，这水是瘴气的根源。我从小就习惯喝凉水，但自屏边出发后，就一口凉水也敢不喝，为了不让士兵们喝凉水，我就叫人拿一根棍走在前面，逢到有水的地方就把水搅浑，但这是消极办法，有些士兵还是偷喝了未被搅浑的清泉。到越南后，部队开始流行这霍乱，死了不少人，这也许是根源之一吧。

   经过数日艰苦行进，部队终于到达红河。我们排住在一位归国华侨家里，这位华侨是广东人，侨居越南多年，由于经商关系回国安家。在红河边境上，看到的尽是祖籍为沿海诸省的国外归侨。我不禁感叹云南人的保守，沿海诸省人的开明。

   11月份，部队开赴越南山萝省飞机场，在法国人留下的兵营里开始整编。整编后我所在的营编为93军第20师第3团第1营，整编后，我连一排长陈嘉犹升为连长，他把我提为一排中尉排长。在国民党军队，官兵关系主要靠拉拉扯扯、江湖义气、称兄道弟的旧关系模式得以维持，陈连长和我也不例外。我们一起当排长时就结拜为弟兄，他看我年青好胜，也想拉个臂膀，所以他当连长就提我为一排长，并对我说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只要互相帮助，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这番话，着实把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感动不已，起初我总觉得自己非军校出身，孤身一人，步步难走，现在有了陈连长把我引为知己，顿时就觉得我不在是无助孤立了。所以整编过程中，不少军官带着兵集体开小差，我排却丝毫不动。

   那时，部队官兵开小差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一次全团一下子跑了很多官兵，第二天早晨，团长苏景泰集中排以上干部讲话，没讲出几句就泣不成声，他边哭边说：“有些弟兄，总想往回跑，你们知不知道中央军在云南边境正等着你们？作为云南弟兄，既然出了国，又遭遇了昆明发生的事情，我们应想法把三迤弟兄带好，将来好回云南去。自己跑回去，何颜见三迤父老啊！”说到这里，他一跤跌倒，人事不醒，副官赶快找担架把他抬了下去。至于他昏倒是真是假，只有他本人才知道，不过他这一哭，的确感动不少人，我们姜营长也淌着眼泪说：“弟兄们，云南健儿素来的传统是能团结一致，我们不能把云南子弟带出来却丢下不管，只管自己回去，那不但对起家乡父老，也对不起团长刚才的感情啊！”

   自从这次会后，我们团开小差的现象，就大大减少了，可是部队并不平静，随着气候转暖，部队里暴发了两种疾病：一是溃疡，只要在腿上生一个疱，就会越站越烂；二是要命的霍乱，早上还好好的人，一会儿便上吐下泻，得了这种病最多能活到第二天，我们团差不多每天都要抬走四、五个，我排上也因此病，死去四、五人。后来部队狠抓了卫生防疫，使疫情有所好转。

   当时的越南，人民刚从法、日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生活非常艰苦，我们这些在云南还像是乞丐似的地方部队，到了越南的生活却非常奢侈，每顿五个肉：猪、牛、鸡、鸭、羊，连我们当兵的都说：“这样吃真对不起越南人民啊！”

   大概到了三、四月份，大哥绍尧从河内来看我，他在军后勤部管粮食供应工作。不久，我们就奉命向广州出发，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广州干什么。部队行进到到北宁，正好发生了中国海防军队炮击法国军舰的事件。自进驻越南，很少有越南人对中国军队表示好感，可是炮击事件发生后，不少越南人见到我们都竖起大拇指说：“中国顶好。”由此可见，国家要强，必须武力先强大起来，只有武力强大了，在世界上才有说话的资格。

   从北宁出发后，部队经谅山、镇南关、南宁，后乘汽车到达梧州，再乘船沿珠江东下广州，住东山，以后调住奂珠炮台。

   在广州期间，进步的文化读物空前繁荣，不少民主刊物，甚至《新华日报》报都可买到，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我就是这个时期看到的。由于进步刊物看多了，因此对内战的感觉也开始敏感起来。当时是1946年，我在国民党军队已干了三、四年，对上层的黑暗和腐败虽了解不多，但对其下层的糜烂，还是有所体会。然而我无钱、无路，除了跟着军队走外，没有其他办法。

   6月份，部队乘轮渡到虎门，全团由虎门登上招商局的自由轮，经香港海面，进入东海，经七天七夜的海上颠簸，在辽宁葫芦岛登岸。

   部队首先开拔到兴城，几天后，由于184师在潘朔端师长领导下，在海城起义，我师奉命驰援营口，接着进住大石桥。9月，全师奉命开进山海关，随后把我们一营留下，师、团旋即复又出关。入关后,我排住秦皇岛外15里的海阳镇，一住就是数月。在海阳，我认识了中医李会五先生，并与其女订婚。后因无钱结婚，抗美援朝前，我在四川去信退婚，以不影响该女的终身。

   1947年2月，我们全营调彰武、阜新一带，在阜新住了三个多月，又调义县，半月后，再调北票归还师团建制。一营住南山，住下后就开始构筑永久性水泥工事。工事筑好后，为训练士兵的胆量和士兵在炮火中自工事向外射击的能力，部队进行了一次实兵、实弹训练。首先让士兵进入水泥工事，用山炮和迫击炮向工事射击，然后工事内士兵再向山下移动靶进行射击。第一天训练的是一团，第二天便是我们团，一连首当其冲进入训练。连长陈嘉犹有病，令我负责指挥，我把二、三排及小炮排都分到山腰的子堡里去，把一排放在主峰母堡内。我看士兵都隐蔽好后，就站在母堡顶上向山下的炮兵发出已准备好的讯号，随即跳下母堡，沿交通壕向母堡走去。走到母堡，我看母堡内人已挤满，就大声对挤在母堡里的士兵说：“大家听着，一会注意听炮弹落下的声音，炮弹爆炸后就找山脚的散兵靶射击。”话刚说完，就听山下一阵炮声，我接着说：“听好，山炮射击了……”话音未落，就听“轰隆”一声巨响，马上就听到士兵伤痛的悲叫，我也被这突然的爆炸震晕了。炮弹还像雨点似的爆炸，等炮弹炸完，子堡里各排的人见母堡出事了，就赶忙跑上来，纷纷动手，把伤亡人员全部从母堡内抬出来。当时被炸死的有十二人，抬下去又死二人，重伤还有不少。这一炮，把我从云南带出来的老兵打掉一半还多，其中有两个士兵，双腿炸断，白骨露在外面，血流遍地，他们见我难过，就安慰我说：“排长，不用怕，我们会好起来的。”其中一个是管伙食的，还告诉我买菜多少钱，钱剩多少，并在他衣服里把余下的钱掏出来给我。这两位兄弟，抬下去不久就伤逝了。这个惨剧是怎样造成的呢？一说是第一颗炮弹从枪眼飞去地堡里爆炸了，一说是第一颗炮弹打在交通壕里的第二弹道（跳弹），炮弹一炸，又引爆士兵身上的手榴弹，其威力可想而知，但是就这么大的力量，也未把地堡炸坏。我之所以未受伤，是因为进去晚了，堡内人已挤满，我在堡外站在的位置正好被地堡的铁门挡住，所以幸免一劫。

   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票，猛攻南山二营阵地，一营是预备队，在山下营房内待命。战斗打了几天，忽听金岺寺方向炮声震天。这时团部传来消息，侯镜如率一个军来解北票之围，已进至金岺寺。又过一天，炮不响了，包围我们的解放军独立第3师也随即撤走。我们暗自庆幸重围得解，随即又有消息传来说，侯镜如的增援部队在金岺寺大部被解放军歼灭，余下的已逃回锦州。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解放军围攻北票不是目的，真正目的是打援。歼灭了国民党主力后，小小的北票已是囊中之物，自然就撤围而去。

   1947年12月，整个东北战场的国民党部队已是节节败退，28日，我团突然接到立即向阜新撤退的命令，一时间部队人心惶惶，乱做一团。29日一早，全团向阜新撤退，第二天早5点钟左右，部队刚走到一个叫大乌兰的地方，就听背后有枪声，队伍立时就紧张起来，团长陈俊熙骑在马上喊道：“别慌，是土八路在后面骚扰。”他话音未落，右边山上一阵猛烈的重机枪声忽地而起，密集的子弹向我们射来，一些人马中弹倒地，队伍立刻混乱起来。当时全团正处于大乌兰的河套里，两边是山，中间是冰封的大河，我们团已进入人民解放军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里了。眼见突围无望，全团除团长带领200多人逃走外，其余人员均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解放军的干部战士对我们这些放下武器的人，在人格上是很尊重的，他们认真执行了后来我才知道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一位叫雷洪（鸣）的年青团政委，象亲人一样对我们这些被俘官兵进行谆谆劝导，给我们讲内战的起因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分析当前的局势，热情地希望我们留下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像我这样一个无派无系的小排长，在国民党部队里，根本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从雷政委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可爱、可敬和可信，也让我更加坚信将来的中国非共产党不能领导，最终的胜利必定属于共产党。我年纪轻轻，无牵无挂，所以我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重获新生。

   四、参加革命初期至南下（1947年12月-1949年10月）

   从战场下来后，排长以上的军官都被送到位于赤烽附近三十家子的冀察热辽解放军官团学习。到三十家子一看，已经有好几百名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在那里学习。我们这些国民党部队里的穷排长，地位低下，没有排场，没有享受，在艰苦困难的生活中过惯了，所以到了解放区，尽管生活比较艰苦，却过得很好，可连以上的官儿们，很多人可就受不了啦。

   在解放军官团，我们每天都要上理论课和劳动课。理论课学习社会发展史，劳动课则是自己种菜。1947年，辽西时逢旱灾，加上兵荒马乱，整个辽西都在闹粮荒，组织上却克服种种困难，对我们这些才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官发给足够的食物，可见共产党人执行政策，一丝不苟。经过一系列政治学习，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有了深刻的理解，了解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更坚定了我参加革命的决心。我要从头做起，从零开始。

   5月份，我和黄绍华（原93军我营三连的中尉排长）一块分到解放战士团，在这里，我认识了老红军李永福同志。隆化战斗打响前，解放战士团的全体干部在热河王爷府一个小村子托土坯，打火炕，准备吃住，接收从隆化解放下来的国民党士兵。我和李永福、黄绍华同志分到三营，十几个人编成一个班，我当副班长兼学习组长，这时，我意外地看到一本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它竟强有力地把我吸引住了。白天我们要劳动近十个小时，到晚上，别人睡着了，我还要在昏暗的豆油灯光下看《大众哲学》，一直到深夜。我今天的哲学知识，基础就是从那时打下的。

   参加革命后，通过和老同志接触，我开始品味着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军队的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发生在我们两位营领导间的一件事。张营长因为占了公家的一点小便宜，泮副营长马上开生活会，对张营长进行了无情的揭发，狠狠的批评。我看这两人争论的很厉害，好像誓不两立的样子，要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发生这种事情，两人恐怕早就拔刀相对，大打出手了。由于在会上斗争的很激烈，散会后张营长就病了，这时我认为的奇事发生了，上午在会上还与营长斗争得不可开交的泮副营长，这时手里端着一碗面条，来到营长面前，细声慢语地劝道：“老张，吃点面条，人是铁，饭是钢，不吃可不成。”这件事着实让我想了好几天，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在共产党的部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光明磊落，原则问题当仁不让，生活却是相互关心，我想这就是人民军队取得胜利若干因素中的重要一条吧！还有一次我看到团长（红军长征干部）的妻子和子女，也跟着我们在地上吃大锅饭，她们一点架子也没有，和战士们随便得很，战士对团长的妻子可直呼其名，甚至有的人说话态度还比较生硬。这要是在国民党军队，那可了不得，团长的太太你连面都见不到，更别说你还敢跟她耍态度。从这些对比中，更坚定了我跟共产党走一辈子的人生信念。

   隆化战斗结束后（董存瑞就是这时牺牲的），被俘的军官送解放军官团，士兵就由我们团去接收到热河王爷府我们的驻地教育。解放战士团的解放战士，首先要经过一两个月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最后是忆苦教育，然后就分配到各野战部队。这时已过中秋，天渐转凉，我们又要到新的地方准备接收锦州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行军途中，我因关节炎发作走路困难，团长就把他的马给我而自己走路，这种体恤下级、爱护群众的作风，使我感动不已。

   锦州战役后，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被大批送了下来。在锦州战役中被歼灭的国民党部队中，因为有我原来所在的93军，所以在被俘的军官中，时常会看到几个熟人。一天我正在接收俘虏，一个被俘的排长跑来拉住我叫：“排长，你好。”我一看原来是我当排长时的一个兵，叫颜子彪，此人在我们北票撤退前半年就不见了。他对我说：“陈连长和阮连长已经死了。”我大吃一惊。陈嘉犹、阮光年这俩个人，和我一块进入解放军官团学习，学习期间，他二人为了取得组织上的信任，表现很积极，因此提前分配工作。陈嘉犹临走时还对我说：“老刘，我走了，你们能晚分配一些日子，好好干吧，国民党是不行了，就在解放军创建自己的事业吧！”他们离开解放军官团不久，就传闻他们又约着几个人跑回国民党军队去了。颜子彪告诉我陈嘉犹、阮光年他们平时有的是钱，吃喝玩乐惯了，受不了解放军的苦，所以分配到军分区不久，就叛逃回锦州。他们以为国民党仍能重用他们，结果被当成解放军派回去的地下工作人员，全被关进了监狱。陈嘉犹一上火就病了，又无人照看，不久就死在监狱。阮光华在锦州解放时也被炮弹炸死。我不禁为陈、阮二人的命运感到悲哀，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他们不是看不清，可他们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只为贪图一时享乐，在关键时刻不能辨清方向，把握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现在他们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了。

   锦州战役后，革命形势发展非常之快，捷报一个接一个。这时从长春又传来国民党60军起义的消息。是时，东北野战军已准备入关作战，解放战士团也有很大变化，李永福同志等一些同志已调长春起义的国民党60军（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工作，组织上派我率十多名同志，送七十多名锦州被俘的国民党校级技术军官到东北军区，任务完成后我们这些人也要到50军报到。

   此时我参加革命还不到一年，组织上就这样相信我，让我独立承担这样重要的任务，所以一路上我小心谨慎，直到安全地把这些技术军官送到沈阳，交给军区政治部后，我才长长松了一口气。随后我又和同行的十多个同志一起，乘大车到了哈尔滨50军留守处，由留守处介绍到吉林省九台县50军军部报到。

   我们到九台已是1948年12月份了。在九台，我见到了李永福同志，他被分配到442团1营当营长。军干部科科长曹一民当时想把我和黄绍华同志分配到后勤部当参谋，我们提意见说没当过参谋，只习惯做连队工作，因此组织上又把我分到442团团直七0炮连当副连长，黄绍华到五连当副连长。

   我到职时，连里一个连干部都没有，我这个副连长就成了里里外外一把手。那时我还未入党，连里的思想组织工作由团政治处直接抓，因为50军是起义部队，所以政治教育是当时工作的重中之重。我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初搞思想工作感到很吃力，幸好不久组织上就派保广礼同志来当副指导员。

   1949年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宣布：原国民党第60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1月29日，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周保中将军亲自到九台参加50军授名典礼。

   2月1日起，五十军开始民主教育（控诉教育），主要是控诉旧军队对士兵的迫害，接下来就是土改教育（诉苦教育），诉苦前，军文工团下部队演出《血泪仇》，很多干部战士在观看过程中都失声痛哭。通过这两个教育，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军队中的罪恶，作为一个小商人家庭中生活长大、且对旧社会、旧军队涉世不深的我，在教育中真是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大课，我深深地感觉到，不管蒋介石还是龙云、中央军或杂牌军都一个样，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最后又进行自我教育，主要是使起义官兵自我肃清在国民党部队中残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这些教育一直到五月中旬才结束。通过一系列教育，五十军的官兵们真正达到了从灵魂深处的改变，阶级意识空前提高，通过新型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的建立，出现不少军爱民、民拥军的可喜现象，这一切都说明党对这支部队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

   为了准备南下作战，3月末，七0炮连和八二迫击炮连合并，成立团直战炮连，3月24日，组织上任命我为代连长，李富贵任指导员。5月8日，全军在九台召开南下誓师大会，准备南下参战。5月末，备战的具体行动开始了。首先是剃光头。开始我连的官兵们谁也不愿剃，于是我第一个带头，叫理发员把我满头黑发剃得精光，然后我在光着个秃头在全连做动员，身教胜于言教，连里其他同志一看我剃了，一天内全连干部战士的头都剃得光光的。南下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最困难的是如何让驮运炮和弹药的骡马上火车，这些骡马一见火车就惊跳不止，上火车非常困难，于是我们就想了个办法，用木头搭一个类似车箱的台子，用雨布将周围遮起来像车皮的边，然后用板子搭成登车桥，再用人拉着骡马往上走，先让性子好的骡马走，再让性子劣的骡马走，经过多方调整，终于让这些骡马乖乖地上了火车。

   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备战后，部队开始入关。我们乘火车自九台直抵河南商丘，这里是瓜果之乡，当时正是杏、李满园的时候，满树的果子，盈盈累累，根本不用手去摘，到树下只要一张口就能吃着，我们团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战士随便吃老百姓的一个果子，相反，战士们每天把当地百姓家里挑水、扫地的活全包了。这支刚刚起义的部队，由过去残害老百姓的旧军队，只几个月的时间，如脱胎换骨一般，一下转变成为人民服务新部队，真叫人难以置信，可是这都是发生在眼前的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教育了战士，也教育了包括曾泽生军长在内的所有起义军官，这不能不让我们发自内心地赞叹党的政策的伟大！

   7月份，部队自商丘徒步行军，从豫东经豫中，再到豫西南进入湖北。一路之上50军官兵高歌载道，此起彼伏，官兵互助，这已经是一支完完全全的人民军队了。

   行进在辽阔的中原古战场，每天一到宿营地，把战士和骡马安顿下来后，我就开始考察发生在当地的历史事件。我连因人多（200多人）、马多（38匹骡马），所以宿营时，一般都是住学校，这给我接触这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调查研究当地的历史创造了很好的机会。

   过了河南进入湖北，一直到河溶镇，我们要在这里作临战前的最后准备。此时气温很高，我连住地在沮漳河附近，我住在一所小学校长家里，我和这位校长谈得很投机，他看到我带的《大众哲学》，就提出要用《三国演义》与我交换，为了宣传党的革命理论，我就忍痛割爱，将《大众哲学》奉送了这位校长，谈话中，校长告诉我沮漳河水性不定，每年夏天都要淹死几个人，让我们的战士千万不要随便到河中游泳。我立即向各排下达了不准下河游泳的通知，一天我正在吃午饭，一个班长慌慌张张地跑来大喊道：“连长，不好了，文化教员李春同志下河洗澡，下去就没见上来。”我一听，扔下饭碗就往河边跑，跑到河边，只见茫茫的沮漳河水向南流动。李春同志是云南人，长春起义后参加人民解放军，南下进军至湖北河溶，不幸溺水牺牲。

   五、鄂川战役、湖北生产及北上磐石（1949年10月-1950年10月）

   临战准备完成后，部队由河溶镇出发开始向鄂西战场开进，10月28日，在宜昌渡过长江，进入鄂西山区，由于敌人早已闻风溃逃，所以部队进入鄂西初期没有敌情。进入鄂西后，最艰苦的行程是11月3日到野三关。那段路与我当初进越南时从屏边到马股坡那段路非常相似。部队头天上午开始爬野三关，连里的东北大骡子，在北方平原上拖拉马车跑起来像旋风一样快，可是到了南方山区就不行了，什么东西也不驮还得用人顶着屁股往上撑，炮和炮弹都得靠人扛，所以部队爬山速度跟不上步兵。第二天下午三时，当我们人困马乏爬到山顶后，团主力却不见了，说明我们掉队太远，还是老兵经验多，他们根据马粪判断出主力部队行进方向，我就大胆依照他们的意见追了上去，不一会就追上了团主力部队。

   为了适应山地作战，我把战炮连一分为二，七0步兵炮及全连骡马统归副连长孙才家指挥，随同团二梯队（非战斗人员）跟进，我和指导员率领着八二迫击炮三个排，六门炮，再加上必要的炮弹，由人背着紧跟团主力，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山地作战，八二迫击炮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武器。

   战士们近两天没有睡觉，连续的行军使战士的体力和精力都已非常疲劳，只要前面行军遇有障碍稍一停顿，不少战士就双眼一闭，打起呼噜来。突然，自前队传下一个命令：毛龙河发现敌情，令我连立即超过二、三营，赶上前卫一营参加战斗。一听说要打仗，疲劳的连眼睛都睁不开的战士们一个个立刻来了精神，他们扛起炮就跑，很快便追上一营。接近毛龙河，就听得一阵机枪射击声响震山谷。毛龙河，这是一座建在陡峭大山腰上，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小村子，在山下有一条小河，毛龙河就以此名而来。在这与世隔绝的山沟里，除了这三、五户人家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居民。团长叫我把炮架起来，先打几发吓唬一下敌人，在架炮过程中，团作训股长何绍先同志向我介绍了敌情，原来敌人一个步兵营正在毛龙河做饭，见到解放军便立即逃跑，团长命步兵一连抄山上近路去堵敌人的退路，其余部队从正面正追击敌人。我看对面山坡丛林中只有一条石蹬铺的小路，便叫过一排长，让他对准小路打了三发炮弹，这三发炮弹还真管用，敌人一见解放军有炮兵，知道是碰上了解放军的大部队，立即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了。

   这次胜仗，是50军自长春起义以来为人民打的第一仗，也是这支部队到东北来打的第一次胜仗。毛龙河战斗后，全团又在高山峻岭中跋涉奔波，13日后越过恩施，到达小关地区。这期间，我军消灭并俘虏包括敌79军副军长肖炳寅在内共计六千余人。此时敌人已如丧家之犬，惊弓之鸟，有时跟本不用战斗，而是国民党的败军只要发现我正规部队，立即就会派人联系缴械投降。例如在小关战役一次夜间战斗中，那时全团分散，全靠我连司号员程旺（香港人，已回香港），用号音与各营联络，部队的军号处处一响，躲在山沟里的敌人不知我军有多少人，到下半夜，团长叫我连往山沟里打几发炮弹，炮弹一经射出，就听见山沟里一阵哭嚎声，我们在山头上喊“交枪不杀，优待俘虏”，不一会儿，公路上就站满了从山沟里爬上来的男男女女，好几百人，一问才知道他们是60师的机关和家属。说来也真巧，这个师的师长易谨是我在滇西干训团学习时的总队长。整个鄂西的国民党军总司令，也是我在干训团时的教育长宋希廉。还有一次，我一个步兵排的哨兵在晚上站岗时，听到山下到有声音，哨兵是个东北战士，大声问：“什么人？”就听山下有人说：“这下好了，东北口音，是正规部队。”接着就听见山下大叫：“解放军同志，我们是来投降的。”一会儿爬上来好几十人，向我们这个步兵排投降。后经询问，原来他们是国民党79军的残部，到处找解放军投降，他们不敢向地方部队投降，因鄂西山区除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有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绿林英雄”，他们怕投到“绿林英雄”门下，生命不保。

   鄂西战役很快结束了。11月28日，50军奉命归二野指挥，配合友军入川作战，于是我们开始沿咸丰、黔江、彭水、武隆、涪陵进行战役追击。到了涪陵，就进入川中盆地。我军在涪陵过长江，经长寿到垫江至邻水、广安、岳池、南充、蓬溪、遂宁、乐至而到简阳，准备在成都参加围歼胡宗南残部的决战，然而等我们赶到简阳时，胡宗南已逃往台湾，其残部全部投降。

   至此我军入川战斗基本结束，共历时65天，50军全军以伤78人、亡10人的代价，取得了毙敌573人、俘敌13232人，接受设诚改编13790人的重大胜利。之后，我军奉命向东撤围，于50年1月2日到达射洪的太和镇。

   射洪，这个陈子节被县吏囚死的小县城，因陈子节而出名。部队在这里住了七天，补过了新年并开了军民联欢会。十日，50军奉命由原路返向广安、岳池去接受一批敌人的投降；16日抵广安，在广安，除受降人员外，部队进入评功总结阶段；1月28号，部队又开到垫江受降；2月4日，我们自垫江出发，沿梁山向万县开进，沿途又消化了范哈尔部；2月8日到万县后，我军奉命东返归建。

   12日，我团乘船沿长江东下，23日抵湖北魏家畈，当天我意外地接到父亲的来信，从此，家庭政治上的进退，成了我大半生的思想负担。

   3月9日，组织股长高翔通知我，师党委已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间自3月7日算起。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万分的高兴和无比的自豪，能加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向往的壮举啊！

   当时全国除沿海岛屿外，战争已基本结束。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半解放战争，国家已是民穷财尽，最急需的是粮食。3月20日部队到宝庄庙后，就转入农业生产，3月末，部队开赴各自的农垦地区。我连奉命到钟祥县的长寿店地区，开垦大约一百多亩稻田。 

   在七、八个月“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寓兵于农的和平生活里，战争观念已在部队中慢慢消失，后经过“三视”教育后又才重新树立起来。

一九五八年摄于吉林杨靖宇烈士陵园